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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计六章30条，分别对信用修复总体要求、失信信息的分类标准和公示期限、信用修复的办理、信用修复的协同联动、信用修复的监督管理与诚信教育、附则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废止2023年颁布的《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之后，颁布的一部信用修复管理新规。《办法》以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国办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政策及立法为依据，体系化重构了信用修复的制度体系，创新并优化了相关规则。《办法》遵循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着眼于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政府行为导向、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等方面的要求，推动信用修复制度的全局性优化与效能跃升。笔者认为，《办法》的主要特点及亮点包括：一、统一制度框架：明确核心定义，筑牢修复根基新办法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清晰的专门术语体系。在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相关部门规章中，所使用的术语为“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这一提法与现行实践及信用理论中所通行的“信用修复”概念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规范表达，《办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了“信用修复”这一通行术语。明确定义信用修复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不再公示”，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包括终止公示、停止共享和使用失信信息，以及依法解除失信惩戒措施。这一举措奠定了整个制度的基石，确保了全国范围内对“什么是修复”“修复什么”形成统一认知，为信用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二、统一分类标准：实施精准管理，体现过罚相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顶层设计，《办法》避免了“一刀切”的粗放管理模式，在第二章中将失信信息按照失信严重程度进行分类管理，原则上分为轻微、一般、严重。同时，按照过罚相当原则，为每一类别设置了由短到长的公示期限（如轻微失信原则上不公示或最长3个月，严重失信为1至3年），确保了惩戒力度与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通过引入科学的分级分类体系，使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更加精准、公平，实现了从“有错皆惩”到“过罚相当”的转变，为轻微失信主体提供了快速修复的机会，同时对严重失信行为保持了必要的惩戒和威慑，提升了制度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三、统一办理程序：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修复效率《办法》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透明、便捷的信用修复“一站式”服务流程。《办法》第十三条明确“信用中国”网站作为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入口，统一接收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行政处罚、异常名录等信息的信用修复申请，信用主体无需再面对多头申请的困境。在受理申请之后，“信用中国”网站按照“谁认定、谁修复”的原则，将其推送给失信信息的原始认定单位进行办理，确保了修复决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办法》第三章还明确了相关材料及办理时限。严格规定了从申请受理、审核到反馈的各环节时限（总计一般10个工作日内），并明确了申请材料清单，大幅提升了修复流程的可预期性和效率。通过程序再造，《办法》实现了信用修复的“一网通办”，并推动修复流程更加透明规范，显著降低了信用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为失信主体申请信用修复提供了便利。四、统一服务导向：靠前精准施策，化解重整企业信用困境《办法》第二十条明确：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企业持人民法院出具的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提出信用修复申请。行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暂时屏蔽失信信息、添加声明、更新评价结果等方式，积极帮助企业暂时恢复信用，暂时解除相应失信惩戒措施，推动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顺利执行。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中的信用机制创新，有助于推动债权人、金融机构、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及其他主体的高效协同和社会共治，有利于消除因失信惩戒措施给破产重整、破产和解所造成的阻碍，推动相关程序顺利进行，帮助重整、和解后的企业正常开展经营、合理获得融资、公平参与竞争，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五、统一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确保修复实效为解决“一处修复、处处不认”的难题，《办法》着力构建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联动机制，确保修复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同步生效。《办法》第四章要求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地方信用平台网站、各行业主管部门系统以及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之间，必须建立数据共享与更新机制，通过修复状态实时、准确的同步确保失信信息修复状态保持一致性。同时，《办法》还明确规定当第三方机构公示的信息与“信用中国”网站不一致时，应当以“信用中国”网站为准，并设立了相应的监督与问责机制，有力维护了信用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和一致性。这一机制从根本上保障了信用修复的“含金量”，让信用主体一旦成功修复，就能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范围内真正摆脱失信记录的负面影响，重塑信用。六、统一权责边界：引导诚信自律，构建共治格局《办法》注重平衡信用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旨在引导其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惩、修复有路”的良性循环。《办法》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信用主体依法享有信用修复的权利”，这不仅体现在程序性的申请权，更延伸至实体性的权益恢复，确保修复完成后能够实际解除失信惩戒措施，恢复正常的市场活动资格。《办法》将信用承诺书作为修复申请的必备材料，推动信用监管从“被动服从”向“主动自律”转变。这一设计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通过将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形成了对诚信行为的正向激励。针对实践中突出的虚假修复问题，办法设立了严格的责任条款。对提供虚假材料、信用承诺严重不实等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公示3年且不得提前终止公示，并规定原失信信息“3年内不得申请信用修复”。这种联合惩戒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确保了信用修复的严肃性和公信力。通过清晰的权责界定，将信用修复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变为激励信用主体主动承担责任、践行诚信的治理工具，推动了社会信用环境的共建共治。综上所述，《办法》绝非对旧有规则的简单修补，而是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升级。它通过构建一个定义清晰、标准科学、程序便捷、导向鲜明、协同高效、权责对等的现代化信用修复体系，能够更好地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为营造更富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教授王伟）

2025年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20号国务院令，公布《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近日，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出台背景。答：生态环境监测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规制度。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涵盖要素齐全、布局科学合理、技术手段较为先进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对支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当前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仍面临监测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监测数据质量保障亟待强化等突出问题，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基础上，制定关于生态环境监测的专门行政法规，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新形势下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问：《条例》如何引导和规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健康发展？答：技术服务机构是指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提供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等监测服务的机构。当前，技术服务机构广泛参与公共监测和自行监测等，对监测数据质量起关键作用。《条例》将规范和引导技术服务机构健康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一是规定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服务的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能力、技术人员和管理能力，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技术服务机构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开展相关业务，不得超出其业务范围接受委托或者违反约定将受托业务转委托，不得同时接受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委托。三是技术服务机构开展监测服务应当遵守生态环境监测规范和标准，建立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并按规定保存监测数据、记录等相关材料。四是根据规模、技术能力、信用状况等，对技术服务机构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引导技术服务机构规模化发展，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公信力。五是生态环境监测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管理。问：在防范和惩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答：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客观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成效、实施生态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问题，《条例》从以下几方面作了规定：一是切实压实责任。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同时，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技术服务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二是严格规范行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技术服务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三是强化责任追究。针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规定了严格、明确的法律责任，通过罚款、停产停业、吊销资质证书、从业禁止等“组合拳”，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震慑。问：为确保《条例》顺利实施，有关方面还将开展哪些工作？答：为确保《条例》贯彻实施，有关方面将抓紧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宣传解读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和培训等工作，帮助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事业单位、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更好地掌握《条例》内容，做到知法守法，为《条例》实施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及时完善有关配套制度，特别是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制定自行监测管理办法和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进一步落实落细《条例》相关规定。三是加强监督检查。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今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历经八年酝酿，在现行法12章136条的基础上，新增和修改160余条，共16章216条，对现行法律作了比较全面的修改。本次修法有些难得的巧合，如两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是指1986年制定的规范国有企业破产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到2006年制定第一部市场经济的企业破产法；第二个“二十年”是指从2006年制定到这次修订，也差不多是二十年。这两个“二十年”可以概括为中国从“计划经济破产法”走向“初期市场经济破产法”；再从“初期市场经济破产法”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破产法”的过程。企业破产法修订与我国重整制度的完善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市场经济的破产法”，在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法律已难以满足实践需求，亟须修订。其中，破产重整制度作为本法亮点之一，是我国破产法律体系的关键程序，发挥着挽救困境企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重量级的制造业企业和上市公司借此重获新生。然而，随着破产案件不断增多，现行重整制度条文原则性规定较多、细则偏少，甚至是制度空白，难以对实践给予有效指引。因此，重整制度的修改完善是本次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次《草案》基本保留了现行重整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又作了大幅修改，填补了许多制度与程序空白，以回应我国企业破产法实施过程中重整制度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概括说来，《草案》共在九个方面作出了关键修改。企业破产法修订中重整制度的九个新突破第一，建立重整的识别与审查制度。困境企业具有挽救价值与再生希望，是破产重整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现行企业破产法对困境企业重整价值缺乏明确的审查规则或审查标准的指引；困境企业是否具有重整价值、人民法院能否介入或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商业判断，成为司法实践难题。对此，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破产审判会议纪要》）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重整企业的识别审查及听证程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本次《草案》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进一步将重整企业的识别审查制度上升为法律，并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以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重整参加人的意见；申请人在提出重整申请时，还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法院可以在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居中裁判，准确认定困境企业重整价值。第二，确定申请重整前的重整协商制度。自2013年以来，破产实务界对庭外重组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2018年《破产审判会议纪要》、2019年《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文件反复提出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的要求。然而，近年来以庭外重组或预重整为名的破产案例快速增长，统一的庭内外重整衔接法律规则却长期缺失，阻碍重整制度性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升。因此，《草案》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重整前债务人、债权人等主体可协商达成重整协议或者制定初步重整计划草案，且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后，可将重整协议内容直接纳入重整计划草案或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初步重整计划草案。这有助于明晰庭外重组与重整协商制度的法律定位，大幅节省庭内协商时间，有效提高重整程序的运行效率。第三，完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在企业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具有保护债务人营运价值、激励债务人积极自救的重要意义。然而，实践中大量破产案件采取政府与职业管理人共同组建清算组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运用有限。究其原因，其一，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适用条件不够明确，自行管理获批较难；其二，债务人在自行管理期间的权利义务不明、信息披露机制缺失，导致债务人缺乏约束、债权人对债务人缺乏信任；其三，债权人在自行管理期间亦缺乏充分的专业技术支持，导致困境企业挽救效果不佳。在此背景下，《草案》第一百零三条至第一百零六条分别规定了法院批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限制条件、经申请法院终止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具体情形、自行管理债务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自行管理债务人聘用专业人员的权利。通过进一步细化完善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各项规则，推动该制度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更充分的利用。第四，强化债务人与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重整程序的信息披露仅作原则性规定，难以有效回应信息不对称等现实问题。因此，《草案》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第一百零三条明确重整期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并强调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有效性以及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该条亦与上市公司重整中针对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共同形成双披露机制，进一步加强了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知情权的保护。第五，明确重整投资人的招募推荐程序及其权利义务。重整投资人是帮助债权人和债务人脱离困局的“白衣使者”，是困境企业重整成功的关键之一。现行企业破产法没有关于重整投资人的规定，而近年来重整投资激励机制不足、“假投资人”、投资人招募不公开不透明等一系列乱象亟待解决。《草案》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首次规定了重整投资人的招募与推荐程序，明确其权利与义务，以推动其合法有序开展投资，在重整程序中实现合作共赢。第六，重视重整计划制定规则、改进重整计划表决机制。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重整计划制定的规定较为简单，在迅速发展的重整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不足。《草案》第一百一十五条进一步细化重整计划草案应包括清算与重整程序下清偿比例的说明、重整投资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等内容；第一百一十七条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经验，明确权益不受影响的债权人不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促进表决程序的效率性与结果的合理性提高。第七，完善重整计划批准的审查要件，增加强制批准的听证和救济程序。现行企业破产法对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法院对草案的审查批准仅概括性规定重整计划应“符合本法规定”，对司法机关的审查批准工作缺乏有效的指导与约束，亦难以保障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破产审判会议纪要》第十七条初步提出了重整计划的审查要求，《草案》则进一步梳理归纳，并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此外，为保障法院科学审慎地使用强裁权，维护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草案》增加了法院收到强制批准申请后组织召开听证会、利害关系人对强制批准裁定不服时的救济程序等制度。第八，健全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制度。执行是重整计划落地的关键。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重整计划执行的规定简略，实践中也缺乏对重整计划执行的关注，导致困境企业易陷入“二次破产”。《草案》大幅增加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变更等相关规则，明确了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一系列具体职责，力图在重整期间建立以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和管理人为主体的困境企业治理结构，引导困境企业积极有序执行重整计划。第九，规定重整债务人的信用修复制度。失信惩戒机制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信用监管手段，但失信主体依法退出惩戒措施、恢复权利的制度保障却严重缺失，信用建设体系较为失衡。因此，增加重整债务人信用修复制度、给困境债务人“再生”的宝贵机会意义重大。《草案》规定了债务人可以向有关部门或机构申请信用修复，并可以于重整计划获得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分别申请中止、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等制度。总的来看，本次企业破产法修订中重整制度的制度突破与条文改进，是在总结我国破产实践经验与借鉴国际先进制度的基础上，对企业破产法实施中突出问题的积极回应，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这些新发展为困境企业的重生搭建了更为坚实的制度桥梁，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为我国构建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出清能力，推动资源向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领域流动发挥更大作用。

为规范纳税缴费信用管理，促进纳税人缴费人诚信自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税务总局在纳税信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整合了2014年以来发布的纳税信用管理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规定，发布了《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受到了纳税人缴费人的广泛关注。《办法》在保持评价制度框架和评价结果基本稳定的同时，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热点诉求，在评价范围、评价规则、修复力度、结果应用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优化升级，提高了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支持经营主体更好享受守信红利。自愿参评 信用赋能：个体工商户等可自愿参评《办法》适用于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其中，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纳税人缴费人自动纳入《办法》管理，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等。同时，《办法》将个体工商户以及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等从事生产、经营的其他类型纳税人缴费人纳入自愿参评范围，进而可以享受基于良好信用所带来的便捷纳税缴费服务，适用“银税互动”等跨部门联合激励举措，将“从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有形的经营红利”扩大到所有的经营主体，为生产经营赋能增效。信用信息 全面覆盖：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范围根据《办法》规定，纳税缴费信用信息覆盖了经营主体的信用基本信息、税务内部信息、外部信息。其中，“信用基本信息”包括经营主体的基础信息和纳税缴费信用历史记录。“税务内部信息”主要包括经营主体的税费申报缴纳信息、发票与税控器具信息等经常产生的信用信息以及税务检查信息等不经常产生的信用信息。“外部信息”则是来自于其他部门的信用信息，最常见的如市场监管部门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办法》按照“税费皆重、税费一体”的理念，首次将全国统一征收、具备条件的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范围，实现了“税费信用同评”。目前已经纳入的有：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保，教育费附加等4项非税收入。因此，以前经营主体可能只关心涉税行为对信用的影响，现在社保费申报缴纳情况也会影响整体信用分，需要经营主体关注。分级分类 标准统一：信用评价结果客观公正根据《办法》规定，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由高到低设为A、B、M、C、D五级，其中A级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达到90分，D级为低于40分，而M级则为新设立经营主体或者年度评价指标得分达到70分但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情况。年度评价指标得分采取扣分方式。评价周期为一个公历年度，税务机关原则上每年4月确定上一年度信用评价结果。在评价指标得分方式下，先为每个经营主体确定一个起评分，然后再根据相关规则对经营主体在评价周期内发生的失信记录进行扣分，得到一个最终得分，并根据这个最终得分确定经营主体该评价年度的信用级别。在四种特殊情形下，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最高会被限制在B级：一是实际生产经营期不满3年的；二是上一评价年度评价结果为D级的；三是非正常原因评价年度内增值税连续3个月或者累计6个月应纳税额为0的；四是不能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并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向税务机关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除年度评价指标得分方式外，对于存在严重失信记录的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级别适用直接判级方式，将直接判为D级，主要包括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留抵退税、骗取税收优惠等13种情形。修复机制 全面升级：新增“整体守信修复”等情形《办法》对信用修复机制进行了全面升级。对已纠正失信行为、履行法律责任，且自评价年度内最后一次评价指标扣分发生后，连续6个月以上无新增失信行为记录的，以每满1个月无新增失信行为记录恢复1分的方式修复其扣分分值（最高不超过11分）。此项规定，是《办法》降低纳税缴费信用修复门槛、提升修复力度的重要举措，解决了部分评价指标扣分后无法修复的问题，鼓励经营主体尽可能“少失信、不失信”，推动经营主体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守信”。此外，《办法》还明确了对轻微失信3日内纠正100%恢复扣分分值、欠缴税费分期补缴按补缴比例渐次修复加分、细化直接判D指标修复“等待期”等多项信用修复优化措施，进一步提升了信用修复精细化水平，体现了“过罚相当、惩前毖后”的信用修复理念。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引导合规经营理念深入人心《办法》规定税务机关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经营主体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方面，税务机关将主动向社会公布A级名单；A级经营主体下一年度起评分提高1分，连续评为A级的可累积提高；A级经营主体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连续3年评为A级的，还可以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在便捷的纳税缴费服务基础上，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还可享受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实施的联合激励措施。比如税务机关和银行金融机构联合开展的“银税互动”服务，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良好的信用级别，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无抵押的信用贷款。除上述显性的激励措施外，随着全社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理念的不断深入，纳税缴费信用级别在招标投标、资质获取中也越来越多地成为重要考察指标。失信惩戒方面，对于纳税缴费信用D级的经营主体，税务机关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加强信用监管，限额限量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限制数电发票额度等，D级评价结果还会影响经营主体后续年度的纳税缴费信用评级。